退学的时候，洪峰原本是想去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才在大学读了两年，他就厌倦了。在大连海事大学读航海技术专业时，他几乎一眼就看得见自己以后的日子。那是一种被安排好的生活：在国际航线往返，从水手、三副、二副、大副，最终做到船长。多数时间，他将与缆绳和水鸟做伴，站在甲板上看落日在海水中折射出黄昏的波澜。但这个年轻人觉得：“那是一种看起来挺男人，其实却没有一点想象余地的生活。” 就连在校园里，他做的事情也与专业没有一点关系。作为文学社的小组长、团委报纸的编辑，他整日躲在图书馆里看诗集，并且连续几门功课不及格。
熬到大二那年，没有和老师、父母、同学说一个字，他只留下了一张字条，“我实在不适应这个学校，我得自己去寻条活路了。”然后，洪峰悄悄离开学校，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他的背包里只塞了一本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那些曾经热心的退友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创业或打工。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正轨”靠拢。这一次，他选择事业的标准不再是特立独行。因为从退学生活中收获良多，他决心重新回到教育这一行。他心中的教育圣殿，是魏玛王朝时期的包豪斯学院。他决心把“从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开始”的理念激活。两年前，他带着这样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到北京一所民办高校，希望“把一些退学的学生送到这个学校里，用我的教育理念去教育他们，做一个教育实验”。
学校的校长立即接纳了他。不过照他的话说，自己“实验”没做成，反倒被“收编”了。与之前设想的不同，他被分配负责该学校的品牌推广项目。他成为一名普通的老师，过起一种朝九晚五的“靠谱”生活，把自己的第一目的定为“拿一份固定工资”。他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经历。每天，曾经的叛逆者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按时来上班。过去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他的发型。他留了个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爆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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