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是我国古代一项兼具礼仪教化与休闲娱乐的社会文化活动，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 投壶运动，就是把规定数目的箭或者其他杆状物，在规定的距离之外，用各种方法将其投入壶内，以投入的多少决定胜负。 据史料记载，投壶在中国古代曾十分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有所乐。在投壶历代发展演变进程中，娱乐化是贯穿全程的一种趋势，投壶育人和娱乐的选择左右了投壶的历史演变和兴衰过程。
投壶游戏以其优雅、轻松的形式，填补了刺激、高运动量以及智力游戏之外的空间，为古人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又一选择，丰富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此外，投壶游戏还被当成道德教化手段。 古人寓教于游戏的传统由来已久，许多游戏形式如围棋、弹棋、墩鞠等都被认为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 在古人眼中，投壶游戏是仁义、中庸、哲理的载体。因此，投壶游戏不仅仅是戏乐的方式，更加成为修身观德的教化手段，受到古人的推崇。
投壶运动的起源：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古代投壶运动所用的壶大多以铜、铁、金为主，投壶往往象征或代表着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以人们对投壶的设计制作非常重视和讲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一般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投壶就代替了射箭。 春秋时期的投壶只是用它代替射礼，到战国时期才正式成为士大夫的一种宴会娱乐活动， 并形成了一套投壶规则，其玩法较为简单，具体细则如下：
①被投的壶用席间的酒器代替，为了不让投的箭跃出，壶中盛有小豆，壶由司射放在宾主前，室内距离座位五尺，堂上距离七尺、庭中距离九尺。
②投壶的场所在室内、堂上或庭中，依时间的早晚和有无风尘而定。
③投中时用“算”和“马”计算，算是投壶时计数的器具，箭杆状，插于盛器中。
④盛器名为“中”，形状像伏地的野兽。
从礼制上看，投壶几乎是缩小版的“射礼”，“投壶，射之细也，射，谓燕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在思想上冲破了西周礼制的束缚而得到解放，文士阶层崛起后，由于不能行射的客观条件，才敢于迈出简化射礼的第一步。 由射礼改编而来的投壶礼，不仅继承了射礼的德性教育功能，同时又突显了能迎合士人休闲的娱乐功能。
两汉时期，投壶进一步流行，并减少了揖让之类的礼节，游戏意味进一步增强。同时，适应娱乐化需要，投壶出现了新的玩法，其工具与技术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汉以前，投壶主要求中，为了使矢不弹出，就在壶中装些小豆。汉代投壶不仅不在壶中装小豆，而且故意使竹矢入壶再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称为“骁”。
至此，投壶出现了新旧两种玩法。 从技术上看，汉代新出现的这种“骁投”与先秦分宾主按乘矢（四支矢）轮流投矢的古投壶礼已完全不同。 从性质上看，它可能更接近于汉代兴起的百戏而不是先秦的投壶礼。此外，汉代饮酒之风盛行，投壶已融入酒乐文化。《后汉书·祭遵传》记载：“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可见，投壶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一些儒士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酒乐文化。“骁投”的产生及投壶中酒乐文化的突显使投壶的娱乐性进一步增强。
投壶运动的发展：道教化并影响东亚文化圈
投壶运动原来是一种雅礼，属于贵族的雅文化范围，但是，当它道教化以后，便流播于民间成了俗文化，为民众所知晓、信奉与喜闻乐见了。 西汉以后的投壶运动开始融进丧葬文化里，成为宗教信仰对吉祥隐喻的一种表达，在墓葬内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具有神圣仪式与宗教信仰的功能。投壶运动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道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学道求仙的一项重要途径和内容。
自汉代张鸯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投壶游戏就在此时随着对外交流，传播到朝鲜、日本地区。投壶传入朝鲜半岛之后，成为贵族喜爱的游戏形式，南北朝时己成为百济的习俗，1983年韩国所发行的1000元面额新币上，正面钞票上的肖像是韩国著名的儒学大师李滉，旁边摆的即是投壶瓶和投壶矢。
三国时期，投壶所用的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普通酒器，而是有专门的工匠铸造，并用金银装饰雕镂，极尽豪华，《投壶赋》曾有记载： “植兹华壶，厥高二尺，饰以金银，文以雕镂”。 这种专用壶全高二尺，长脖子大肚，较之战国时的壶要高出八寸，所以三国称此种壶为高壶，是专用于投壶的壶，壶的装饰华丽，也说明了三国的投壶已进入贵族的娱乐圈子。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下层群众温饱尚且不易，此时的游戏基本上局限于上层社会。世袭的优越政治地位，以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造成上层社会普遍追求娱乐、崇尚高雅，高雅游戏倍受青睐而大行于世。与此同时，儒学地位下降，易、老、庄的三玄之学盛行于世，魏晋士人突破礼教的限制，追求自然，放浪形骸。思想上的解放使得投壶游戏在这一时期彻底摆脱了礼仪的形式，玩法上更加多样，娱乐性大大增强。
这一时期的投壶开始向多样性与全面娱乐化方向发展，技艺愈见精巧和多样化。从两晋开始，投壶用的壶口两旁各增加了一个直径小于壶口的耳朵，称壶的两耳为“二带”，投的壶添上两耳，投的箭也增加，人各十二枝，这个制度直到清代没有更改。当时比赛投壶计分叫计“算”，有耳朵的壶，投起来较难，每投一次，计“算”就多。这时还出现了新的投法，通常的做法是在壶前加置“校具”，充当障碍物，以增加投壶的难度。
唐代投壶重视技巧，出现了背坐反投的新玩法，女性开始大量参与投壶。 唐以前，女性参与投壶只偶见文献，进入盛唐，随着投壶活动的广泛开展及女性社会活动的增加，女性开始大量参与投壶活动，出现了“收却投壶玉腕劳”等许多描写女性投壶的诗句。至此，投壶用乐由“雅歌”演化出“淫绮”之乐，投壶用具与技法的多样化发展及女性的广泛参与使投壶摆脱了投壶古礼的束缚而全面走向娱乐化。
投壶运动的繁荣与衰落：娱乐与教化的博弈
宋代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同时，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投壶的参与主体下移，出现通俗化与过度娱乐化特点。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兴起，投壶的过度娱乐化开始引起一些文士阶层或统治者的担忧。司马光对投壶过度娱乐化而悖于古礼极为不满，为使投壶回归礼制，他对投壶做了全面总结，把已经属于娱乐范畴的投壶，重新纳入“治心”、“修身”，“为国”之道的轨道，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并撰写了一部投壶专著——《投壶新格》。
然而，在宋明娱乐活动大发展时期，广大投壶爱好者并不买帐，甚至明代描绘朱宣宗投壶的“宣宗行乐图”就出现了被司马光《投壶新格》取消得分的“倚竿”技法。所以，这些使投壶回归古礼的努力均收效甚微。但也正是在宋明时期，投壶的过度娱乐化与文士阶层或统治者试图使其回归古礼的美好愿望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投壶的育人与娱人两种基本功能产生分离与对立。由此，娱乐性投壶逐渐失去了文化上的合法性。
而自明代开始，投壶招式的名称多与科举有关，如《投壶仪节》中的及第登科、双桂连芳、独占春魁，《壶谱》中的独占鳌头、折桂攀蟾、三元得意以及《壶史》中的一路功名、功名到手、三及第等等。这表明明代的科举在社会上的影响扩大，同时也反映出士人对于科举入仕的强烈愿望。
进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爱新觉罗氏一方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治国之道，强调文治教化。另一方面，把北方的游牧文化引入中原，以图从文化上影响中原。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投壶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其玩法已跳不出《投壶新格》和《投壶仪节》的限制。尽管文士阶层有心重振投壶之礼，但投壶实已难现宋明之盛况。清朝中后期，投壶运动日趋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新奇刺激的运动项目传入我国，投壶的参与者越来越少，到了民国投壶运动更加没落了。
结语
时至今日，投壶的活动或时兴时衰，但投壶的文化则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每当传统文化陷入危机之时，人们总会怀念甚至试图复兴投壶这种治人的工具。现代的许多游戏形式多变，娱乐性大大增强，但却没有文化底蕴与内涵，娱乐了感官，忽视了精神。 在各地举行的各种民俗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投壶的身影，投壶这一传统游戏的回归，带来了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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