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嘉陵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4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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