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雅各宾派建立政权时面临的国内局势袭慧吵也是异常严峻的。其实处死路易十六某种意义上对大革命来说，产生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在法国，国王的死造成了新的分裂，……因为几世纪以来，法国都是通过王权而存在的。不管是不列塔尼或朗基多克，贵族或非贵族，巴黎的人民或乡村中的几万人民，除了国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共同点。君主制虽隶属于阶级和地区差异之下，但是在那时却它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当时对于法国来说，除了对君主的个人拥戴外，没有任何地方足以使二千五百万的人民生活在一起……”[11]事实上，国王的死确实险些让法国分解为其组成的一些因素：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的叛乱，扩展到了六十个郡，军队中的士兵也大多是来自于旧的统治之下的，他们甚至有些不愿意穿共和国的军装。[12]所以这时要维护大革命，就必须首先将人民的心统一起来，而显然吉伦特派做不到这一点。此外，虽然1791年、1792年、1793年法国农业基本都是丰收的，但是由于战争需求过大，所以经济上仍然物价高涨、食品短缺，一些富农趁机囤积居奇，不肯轻易出售粮食换取不断贬值的指劵，于是商人就在市场上拼命抬高物价，牟取暴利。“以前一磅只值三苏的面包，现在涨到六苏，在巴黎附近各小城市中甚至涨到八苏。南部更是卖得饥荒价格——每磅十苏及十二苏”[13]。“在（1793年）八月末的时候，本有一个好的收获的，但是市场仍然是空空的。在巴黎，尽管国民公会做了所有的努力来为大众提供食物，然而仍没有多余的面包，人民只能在面包店门口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人民的饥饿与愤怒进一步使革命和暴乱成为可能”[14]。于是法国各地掀起反对物价高涨的斗争，“在巴黎，民众反对提高物价的运动，进行得比别处更为激烈。为此，当1793年时，会发生反高价运动之暴力”[15]，西部的农民和法国主要城市的人民也拒绝接受国民公会的权威。而在这样一种国内局势下，吉伦特派是无法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他们（吉伦特派）始终不曾见识过旧统治所有之抵抗势力，他们也始终不曾了解要征服这个势力，需要向人民申诉。人民之对于国家，只有纳税，选举，和服兵役；至于何种政府之建立或打倒，则是思想家，统治阶级，政治家的事情”[16]。而综观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法国人民总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的，又如上文所述，雅各宾派是承认人民的力量的，于是历史便呼唤了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执政。所以正像拍侍马克思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身后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碧州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路线行进。”[17]结合上文讨论的背景，可以看出雅各宾派统治带有历史必然性，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不仅要继续同国内外封建势力作斗争，而且还必须打破常规，通过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来实现战胜敌人的历史重任”[1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是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19]于是资产阶级采取了这种特殊的“平民方式”来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而革命中雅各宾派采取的“恐怖政策”便是在一次又一次升级的革命中产生的[20]，它的目的是“给战争带来胜利，解决法国国内面临的经济问题并处理叛徒与反革命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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