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介寿院士早在1998年《中国胃肠外科杂志》的第1卷第1期发表《肠功能障碍》一文。随后于1999年于《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加强对肠屏障功能障碍的研究》，2008年于《肠外与肠内营养》发表《对肠功能障碍的再认识》。
经过长达数十年对肠道研究，今天年逾九旬的黎介寿院士给再次我们讲述《肠屏障功能的认识》，从肠屏障研究的历史，到今天研究的进展；从对肠屏障功能的重要性，到今天对其认识及评价的局限性。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医学大师的对知识的态度和修养。这种治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
黎院士首先从认识“肠屏障”(肠源性感染)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讲起，同时介绍了MOF(1973)→MSOF(1980)；SIRS→Sepsis→MODS(1990)；肠源性感染肠细菌易位→“肠屏障”；营养支持PN→EN等重要观念的转变及历史变革。时至今日，人们逐渐认识营养支持的金标准：当胃肠道有功能且能安全使用时，首选肠内营养；供给量不足时补充肠外营养。
纵观目前有关于营养支持的各大指南，无一不提出宜应用早期肠内营养的益处。同时，现在人们逐渐认识肠道微生态对于肠屏障功能的认识的重要性。
通常来说肠屏障功能主要包括粘膜屏障(mucosalbarrier)，免疫屏障(immunebarrier)和生物屏障(biologicalbarrier)。各个屏障均有其重要作用，并且互相联系，防止肠源性细菌的入侵。然而在危重症时，组织脏器的缺血、缺血再灌注及释放的炎症因子均会导致肠屏障功能的损伤。
肠道部分细菌会通过损伤的肠屏障进入淋巴系统或血循环系统，进而导致其他组织脏器的感染的发生。
肠道菌群约含量1014个，10倍于人体的细胞数；约有15000~36000种细菌；每一宿主500~1500种；可培养得结果者仅30%；150倍于人体的基因数。
肠道菌群可参与代谢，菌群调控，免疫机制，护卫作用。
现在人们认为肠道菌群有益于人体，“人与细菌共生”“Amicrobialworldwithinus.”，因此肠道菌群被喻为“器官中的器官”（anorganwithinanorgan）。
人类肠道菌群可能功能包括宿主抗病源与毒素的功能；产生与维持肠免疫系统；提供支持消化的酵解能力。
肠道菌群的失衡已证实与肠道疾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系统等都有关系。
菌群的紊乱和肠屏障的受损共同导致细菌的移位。
肠屏障功能如此重要，因此有人称：肠源性感染是主要的内源性感染，肠是外科应激的中心器官（1988Wilmore），胃肠道是MODS的发动机（2007MacFie），肠是危重病MODS的发动机(2016CritCareClin32:203–212)。目前对于肠屏障功能检测的方法主要包括：血细菌、内毒素；双糖试验；血尿中的瓜氨酸，I-FABP；粪菌群测定；肠镜。尽管肠屏障功能重要性已被大家熟知，其检测方法的特异性、敏感性和易检性均不能让人满意。
结合我科自己的研究成果及相关的研究进展，向大家介绍了重症急性胰腺炎结肠粘膜病变与血培养、胰周感染的相关性；重症胰腺炎常规血培养与DGGE检测DNA测序的结果。并且推测推测：在肠屏障失功时，多种不同的细菌同时进入体内，由于机体功能与治疗，某些细菌被抑制，某些细菌得以繁殖，出现血培养阳性细菌的更替，细菌分次在血培养中呈优势较之细菌分次逐一进入的可能性为大。这一推测有待在临床病例中得到证实。随后介绍了瓜氨酸与肠结合蛋白（I-FABP）的测定在评价肠屏障功能时的意义、局限性及相关研究进展。尽管已经认识到肠屏障功能的重要性，目前缺乏合适有效的肠衰竭(intestinalfailure)的定义与肠功能障碍(gutdysfunction)评分系统。
黎介寿院士回顾了1981-2012年间25位作者对intestinalfailure给予定义，而让人遗憾的是Intestinalfailure(肠衰竭)一词当前文献中仅按营养吸收情况而定。评分系统依然如此，各专业学者从不同的重点对肠功能障碍作出评分评级。
危重病医学专业学者Acutegastrointestinalinjury(AGI)专指ICU病人发生的胃肠症状以临床症状的严重度分级，如：腹胀呕吐消化道出血……等，并无肠屏障功能的体现。这与肠功能多且复杂，难以评分（Marshall）有关。
肠屏障功能失调确诊有困难，偏重于预防，预防措施主要包括：防止缺血缺氧的产生，防止肠菌群紊乱（控制制酸剂的应用，合理应用抗生素），益生菌、益生原的应用和早期肠内营养的应用。
肠碱性磷酸酶是肠粘膜透通功能的重要调剂物，能改变饥饿引起的肠屏障失功，肠道供给肠碱性磷酸酶可能是一种维持危重病人肠完整性的新进展。
关于碱性磷酸酶的研究，2008年以后文献报告开始增多，尚无人用制剂。
最后黎院士重点强调了肠内营养的重要性，肠粘膜的修复、再生、免疫需直接与食糜接触，而肠外营养不足处之一是旷置了肠道。
我们科早在1996年就认识到“腹部外科危重病人能应用肠道营养时，他就有救了”。
而在1997欧洲研究人员MetteM.Berger（UniversityHospitalofLausanneLausanne）提出相似的观点“如果可以有效地使用肠内营养，这个重危病人就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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