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这个问题太老套了啊，由于工作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还算是比较了解吧。之前对这个问题做过详细回答，那我再说一下：
余洒度（1898—1934），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在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夕收编邱国轩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的过程中，没有亲自调查、没有对其部队进行混编、没有对官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委派“参谋彭楷、副官佘浩两同志前往邱部工作，察考其是否诚意，迭接彭、佘报告，均云邱部忠实可靠，可以随意指挥。”就轻意相信了邱国轩。正是余洒度在用人问题上的轻率和随意，所以有了邱国轩及其所部的反叛之举，给起义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2、1927年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余洒度自恃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自认为行军打仗有一套，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瞧不起，自始至终坚持“取浏阳，攻长沙” 的观点。他这种不顾现实，不服从前委领导规劝和不听取大多数前委委员的意见，不认可毛泽东关于时局正确分析的行为和做法，令包括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等前委委员在内的领导人深为失望。
3、文家市按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工农革命军退萍乡往湘南转移。余洒度当时就不同意，但党的前委决定，余只得勉强服从。9月24日在芦溪战斗中，因余洒度越权指挥，部队一时混乱不堪，总指挥卢德铭为掌控部队、冒死冲杀，后中弹牺牲。这时余洒度自认为是当然的总指挥了，权力欲再度膨胀。而在随后的莲花战斗中，余擅自释放恶贯满盈的敌保安队长李成荫，几陷革命军于危险之地。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责问，余竟强词夺理，大耍军阀作风，并索要更大的指挥权，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一师之长的形象。
4、余洒度对部队中的旧军阀主义习气不改正，对随意打骂士兵的问题不制止，对士兵反映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的问题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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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夕收编邱国轩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的过程中，没有亲自调查、没有对其部队进行混编、没有对官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委派“参谋彭楷、副官佘浩两同志前往邱部工作，察考其是否诚意，迭接彭、佘报告，均云邱部忠实可靠，可以随意指挥。”就轻意相信了邱国轩。正是余洒度在用人问题上的轻率和随意，所以有了邱国轩及其所部的反叛之举，给起义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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