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大概也经历过七次异化危机，温故而知新，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民族遇到危机总能力挽狂澜，而且现在繁荣昌盛。
长达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华民族。
近代史开启后，中国意识到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又一轮波澜壮阔的“通变”开始……
初夏时分，正是牡丹花开最盛时，白袍将军陈庆之进入了洛阳城。如果能够还原当时的场景，驱马进城这一刻，饶是陈庆之如此冷静之人，仍然会百感交集：洛阳！洛阳！
此刻，距离西晋首都洛阳被匈奴攻破、北方士民“永嘉南渡”，已过去了200多年；距离汉人政权最后一次短暂控制洛阳、后来在鲜卑人铁蹄之下失去这座著名城市，也超过了100年。陈庆之不知道，失去汉人统治这么多年，洛阳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他以为，这座名城，在游牧民族蹂躏之下，应该早已荒芜。
但是，他看到了与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洛阳。半年后，他渡过长江回到南方，对着急打听中原近况的人们，说了这样一番话：“自晋宋以来，视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皆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殷物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他确实被震撼到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其保存的汉魏衣冠，礼仪典章，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南方!
每逢谈及中华民族屡屡浴火重生、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磨难而绵延不绝，总会想起陈庆之进入洛阳城的震撼——这是公元529年5月，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政权更迭，山河破碎，这片土地曾经浸泡着无数血泪，却又将在时间不远处，迎来一个赫赫大唐。
这段历史，蕴含着中华民族何以生生不息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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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跪在面前的儿子元恂，元宏暴怒了。
元宏这一年29岁，他的穿着打扮，完全遵照已在这片土地消失了将近300年的汉朝的服饰：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头发整整齐齐梳成髻，用巾帻包着，再戴冠冕。但他的儿子，14岁的元恂(元宏是15岁当的爹，在古代并不奇怪)，却是另外一副打扮：编发左衽。除了衣襟左掩外，还剃了头发，把剩余的头发编成辫子。
看到儿子这般打扮，暴怒之下，元宏亲自动手，给元恂来了一顿“竹笋炒肉”，打累了，又叫人代替自己杖责，直把元恂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关了起来。
不就是个发型和穿衣的分歧么?至于吗?但，这不是父子两代人的审美差异，而是关乎政治正确的关键问题。
就说“左衽”与“右衽”吧，古人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上衣襟往哪里掩，可真不一般。中原汉族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简而言之，衣领子呈“y”形，才是纯正的汉服。“左衽”与“右衽”，可不能搞混。在古代，“左衽”甚至一度被视为国家被异族灭亡、华夏文明沦落的标志。南宋诗人陆游在《哀北》一诗中就这么写道：“哀哉六十年，左衽沦胡尘。”说的是中原沦落金人之手已经六十年了。
元宏之前也是左衽，他之前还用另外一个名字，叫拓跋宏，对，他就是著名的北魏孝文帝。
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起来的，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游牧民族，也是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西晋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后，大分裂大动荡的乱世开始，真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南方，政权先后是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在北方，就更乱了，先是以匈奴、羯、鲜卑、羌及氐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五胡十六国”：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接着被北魏统一，可见北魏当时不是一般的牛。北魏后来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又分别继承东魏、西魏版图，最后北周把北齐干掉，隋朝又替代北周，而后灭掉南朝，实现统一，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三百年之久的大分裂才宣告结束。
拓跋宏开创了北魏黄金时代，他把首都从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洛阳，颁布了一系列汉化政策：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禁止说鲜卑话，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改鲜卑姓氏为汉姓，皇室率先垂范，把拓跋氏改为元氏，他的名字，也从拓跋宏改成了“元宏”。
但是太子元恂，却站出反对父亲。史载，元恂是个肥壮少年，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老是想回平城去。十四五岁，正处于逆反期，跟大人顶着干，元恂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太子侍从官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不听，反而很烦，终于找着皇帝离开洛阳出巡的机会，他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跑路前，他亲手杀死了高道悦。
元宏得知消息，飞速赶回洛阳，把元恂打一顿后，废黜了他的太子之位；翌年再度出巡时，听说囚禁中的元恂又与左右谋反，遂赐毒酒，逼令他自尽了。
处死儿子时，想必父亲的心很悲凉，但这就是改革的代价。这也是对鲜卑贵族们的震慑：我的儿子反对改革，这就是下场，你们，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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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宏，这个伟大的改革者，只活了33岁。即使在人均寿命普遍较低的古代，这个年龄逝去，也是令人喟叹的。假如他能活更长时间，大一统的时代或许会早点到来，那根耀眼的历史接力棒，不会交到李渊李世民父子手中。
只能说，元宏英年早逝，是因为太累了。他这么年轻，却要承担如此巨大的政治改革、军事征伐和诸如太子掣肘等等来自鲜卑贵族内部的压力。
后人在对他致敬的同时，也有诸多不解：这么一个年轻人，何来这般非凡动力，亲自操盘和推进这种开天辟地式的、也因此注定阻力重重的改革顶层设计?
史载，元宏还是少年拓跋宏时，“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他自然是熟悉并亲近儒家道统的，这一点对他执掌皇权后致力推进改革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只能从当时历史现实去寻找。他决定迁都洛阳时，任城王拓跋澄跳出来反对，他做拓跋澄思想工作时，说出了自己改革的初衷：平城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
对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统治者来说，“用武”已经完全无法有效治理国家了，必须“文治”。
南北朝所在的公元3到5世纪，正值历史上的小冰河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汉人发生史上罕见的剧烈冲突。拓跋宏登基时，在“五胡乱华”的尸山血海中崛起的北魏，建国已逾百年，但民族矛盾尤其是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仍然异常尖锐。鲜卑贵族残酷对待汉人，史载，北魏军队打仗时，“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以骑蹙步，夏人未战先死。”汉人充当了消耗敌人的肉盾，向前走，被杀死，往后退，被鲜卑骑兵踩死，命如草芥，异常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鲜卑压迫愈狠，汉人反抗愈烈。拓跋宏当了皇帝后，帝国内汉人纷纷起义，狼烟四起。他深知：鲜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不调和，国家哪有明天?
他决意改革，也有自己锥心之痛：当汉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时，鲜卑族还处于奴隶制。他被立为太子后，根据鲜卑“子贵母死”制度，生母即被赐死……母亲死时，他年仅3岁，是个严重缺乏母爱的孩子。
伟大的改革家，无不对旧制度有切肤之痛。
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论及魏晋南北朝长达三、四百年的民族融合时说过：“在这个时期，很多民族共同向封建化进步。五胡十六国变化，是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封建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一个过程。”
拓跋宏改革的决心如此之大，鲜卑与汉族融合得非常彻底。迁都洛阳后，他抓住了两个关键：一是语言，二是通婚。
禁胡语、学汉语，并不容易，元宏倒也灵活：30岁以上，实在改不过来，就不强求。但30岁以下，尤其是少年，必须学，“汉语从娃娃抓起”。另，想入朝做官的，必须要会汉语。如此，不出几十年，鲜卑就人人能说汉语了，完全融入汉文化和中华文明。
通婚方面，元宏更是做出榜样：纳汉族大士族的女儿入后宫。《资治通鉴》记载：魏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他还给弟弟们做媒，让他们也娶汉族大士族的女儿。
一时间，胡汉联姻，蔚然成风。鲜卑与汉人，也就渐渐融为了一体，成了不可分割的同胞。
元宏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改革，推动了北魏全方面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尤其是赢得了汉族士大夫群体的信任，史称“孝文帝中兴”。在他病逝后30年，南朝陈庆之进入洛阳城，就目睹了中兴之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元宏还有个改革的“导师”，就是他的祖母冯太后，他的生母被处死后，冯太后一手带大了他。冯太后也是个奇女子，在孙子年幼时，她临朝专政，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她推动了很多改革，比如，鲜卑原来一直近亲结婚，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又比如，她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
祖母孙子间感情深厚，冯太后病逝时，元宏大哭三日，他在诏书中说：“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
从此，他要孤身奋战了。这一年，他24岁。在此后9年时间，他划亮了历史的天空。
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郊，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有15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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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结尾，让人有点伤感：慕容复疯了，侍女阿碧给一群孩子发糖吃，哄他们跪拜慕容复这个“大燕皇帝”。
慕容氏也是鲜卑大族，在南北朝时期曾先后建立过前燕、西燕、后燕、南燕、北燕。《天龙八部》的背景是北宋，此时距离慕容氏最后一个政权北燕覆亡，已经有500多年了。慕容博、慕容复父子还如此痴迷“复国”，也是够执着的。当然，这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别说到了北宋，早在唐朝，鲜卑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就已经不存在了。
鲜卑族到哪里去了?
著名的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考证：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
比如，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长孙皇后是胡汉混血，有一半汉族血统和一半鲜卑血统。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初很有名的宰相。
“长孙”这个姓，是由鲜卑姓“拔拔”改过来的。当年，元宏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除了“拓跋”改为“元”之外，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
时到今日，中国农村还有贴门神的习惯，两尊威风凛凛的门神，一位是尉迟敬德，一位是秦琼。尉迟敬德是鲜卑人，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官至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绝顶高手叫“独孤求败”，独孤也是鲜卑姓氏。在南北朝最后时期，有一个叫独孤信的牛人，这是一个鲜卑族的美男子，相貌俊美，又喜欢打扮，服饰的色彩和众人不同，军中称他为“独孤郎”。他先后做过西魏和北周的将领，骁勇善战，但让他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大名的，是他的女儿们：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宇文毓，四女儿是唐朝的元贞皇后，也就是高祖李渊的母亲，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
一家伙培养了三个皇后，遗传的力量真强大!因此，独孤信被称为“最牛丈人”。
隋唐时期，除了皇室外，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民间。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
葛剑雄指出：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
“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葛剑雄认为，幸运的是，华夏对蛮夷的鉴别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早期的华夏诸族与以后的汉族，并不是纯粹的血缘结合，更多是出于文化认同。也就是说，随着历史发展，华夏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
唐朝有位叫陈黯的学者，他著有《华心》一文，将“华夷”之分写得非常清晰：“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有人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鼎盛时期，怎么唐朝皇帝有胡人血统?多糟心啊。其实，有何可糟心的?唐朝皇室认同自己是汉人，崇尚汉文化，唐朝的核心文明体系完全是华夏文明体系。经历大分裂之后的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已经面貌一新：由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共同体构成的大唐社会，豪迈雄健，海纳百川，将中华文明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这一切，元宏功不可没。所以，李世民要举杯，遥向元宏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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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有些篇章暗黑残酷，惨不忍睹。但有些篇章，却像阳光顽强透过重重铅云，瞬间由暗转明，就像翻过几乎洇满鲜血的南北朝这一页，陡然扑面而来阳刚豪迈的唐朝乐章。
这种感觉很好，宛如上一场是让你两股战战的恐怖片，下一场是让你荷尔蒙飞扬的青春片；上半夜你在暴雪中艰难跋涉，下半夜敲开了有着熊熊火炉、能让你喝完一杯热茶放松休息的旅店。
后人时常庆幸：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当事人做了理性选择，比如元朝初年，蒙古贵族向大汗窝阔台进言，主张杀尽汉人，将农耕地变为牧地。中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此刻，熟谙儒家经典的宰相耶律楚材坚决反对，并向窝阔台许诺如果按照汉法征税，就能够每年收入“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高额的数字吸引了窝阔台的心，他决定放手让耶律楚材主持改革，华夏文明逃过一劫。
历史上，人类常常犯下同样的愚蠢错误，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必然有其区别于动物的思考、判断和智慧。
元宏，面对尖锐的胡汉矛盾，完全可以做一个效仿前辈习惯性作为的拓跋宏，通过残酷杀戮来削减汉族人口，通过残酷杀戮来让汉人恐惧，让浸泡了无数人鲜血的大地继续浸泡鲜血。但他做了另外一个选择，完全不同的选择，一个看似复杂困难然而充满智慧的选择。
为前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理性选择而倍感庆幸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思考：
这是历史的侥幸，还是历史的必然?
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当年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唯独只有中国经历了五千年的艰难险阻，还能够延续至今?今天的我们，因此还能读着数千年前的方块字，通过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论语》来领悟孔子的智慧，听到不知与我们相隔了多少代的古人吟唱的“窈窕淑女”，我们依然会怦然心动?
这是历史的侥幸，还是历史的必然?
冥冥之中，真有所谓“运数”吗?
这个话题，可以写出皇皇巨著。如果简要回答，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不久前病逝的金庸先生曾在一次关于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演讲中说过：
其一，中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
其二，西周开始，中国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例如嫡长子继位的世袭制度，促进了内部稳定；
其三，金庸先生特地提到：“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
民族史学家王桐龄则认为，自春秋时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即由儒学所倡导的一套完整和系统的伦理道德观点、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这一套与当时先进的农耕经济相联系的文化体系，可能是汉族在恶劣条件下保持文化传统以及外族在武力上占优势时仍能接受汉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
他同时还认为：汉族“内部经过许多变乱，外部受过许多骚扰”，但最终仍然造成了“庞大无伦之中国”，是汉族之“善于蜕化”。
一言以蔽之：既守住根本，又开放包容，创新求变。
集中国古人智慧的《周易》，就有“通变致久”的辩证法则：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拓跋宏向元宏的蜕变，也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长达数千年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互相交往，形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史开启后，中国意识到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又一轮波澜壮阔的“通变”开始，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中华民族没有亡国灭种，而是再一次愈挫愈强，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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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之进洛阳的故事，见于《洛阳伽蓝记》一书。这本书颇为有趣。陈庆之返回南朝后感慨的那番话，是在他与北朝士人“南北正朔”相争后。当时他趁着醉意说，你们北朝是胡人，“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北朝大臣杨元慎毫不客气地反驳：你们偏居一隅，也敢代表中国?《洛阳伽蓝记》写道：陈庆之见杨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一时“杜口流汗，含声不言”。受到强烈刺激的白袍将军，数日后甚至病了，“心上急痛”，在洛阳找医生。
南朝、北朝，到底谁能代表中国正统?李世民做了回答：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很重视官方修前朝历史，李世民确定《北史》《南史》并修，承认了北朝、南朝都具有正统性，都属于中国。
是的，中国，一直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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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
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
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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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
汤因比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
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
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
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外族进攻；
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
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
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
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400年；
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
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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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
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
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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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
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
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
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
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
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
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蝉，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蝉。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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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
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
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
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
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
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给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
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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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
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
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我认为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
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
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
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
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
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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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
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染；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其实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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