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
二、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迄今为止，中国本土尚无一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另一位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是老舍。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 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 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 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 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 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 ，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 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 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 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 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 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 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 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 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 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 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 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 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 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 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 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 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 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 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 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 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 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 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 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 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 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 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 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 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 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 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 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 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 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 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 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 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 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 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没有，不过当时有个瑞典人说要提名他，鲁迅拒绝了，并回了信，内容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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