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共红一方面军在其368天的战略转移与逃亡期间，每一两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且共有15天大决战。白天行军235天，夜间行军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
红一方面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进攻占领了62座县城，红军被歼灭的营以上干部有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武装击溃了中国国民政府正规军数百个团。
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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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于前一年刚成立的地方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宣扬抗日救国的主张，并以红一方面军做为抗日先锋军东征。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优势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运动战方针，国民革命军均以撤退告终。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
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
博古读后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
在第五次围剿战争前夕，柳维垣首先提出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战略，他反对围剿，提出改变围剿为追剿。此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国民革命军改变作战策略，战法步步为营。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
1933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黎川，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同年冬，福建发生以十九路军为骨干的李济深、陈铭枢、陈公培、蒋光鼐的“福建事变”，中国政府之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漏老蒋介石派遣十九路军镇剿红军，部分十九路军将领认为因此无法立即与日军对战，招致部队不满；
遂成立中华共和国，并与红军将领彭德怀、朱德密切联系。蒋介石遂率中央军抵达福建镇压，当时本用于第五次围剿战役的部队抽调福建，红军部历好分将领彭德怀建议出兵支援福建。然而当时博古、李德则认为蔡廷锴等人不可信，遂颁布《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拒绝支援，因此坐失良机。
福建事变被平定后，蒋介石重新整理部队，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军一百万合围红军，逐步缩小包围圈。而李德则主张部队在广昌与国军决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化。
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派遣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后这支部队与赣东北地区红军合肢搜铅编为红十军团，于1935年1月失败。8月，红六军团奉命从湘赣苏区西征，以作为中央红军的探路先锋。
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
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透露国军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中共的主要中央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长征”的目的在于求生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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