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候变化国际立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发展与挑战
承担大国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
法者，理也，源于生活，体现公平、正义。律者，束缚也，意味着规则。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谈到法的精神，他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事物都离不开法律，法律调整社会形态中各种关系，法律也应被放到最高的地位。通过社会理论的构建，考察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揭示“法”之内涵，即法律本质上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换句话说，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其实质意义是通过法律条文体现法治思想、构建法律制度的社会规则。总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内部还有与生态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凌驾于各种关系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规则。
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让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责任，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尽责任的基础所在；其次，“大国责任”就是以尊重整个人类发展为前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严格遵循国际规则，履行各项义务。所以“大国责任”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遵循法的精神，在各项国际法的规则下，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当前，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站在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气候问题，积极参与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确保国家发展空间的同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价活动为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谈判寻找具体对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产物，而其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的形成与演进过程请见下图)。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做出为缔结防止气候变化公约开始政府间谈判的决议。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达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文件《21世纪议程》和防范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而且实现稳定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围应当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虽然公约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是在政策上却无法落实。由于公约只是一般性地确立了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具体指标，绝大多数都不能实现预期到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1990年削减20%的目标。
(二)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1日~11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又称京都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任何减排或限排义务，符合“柏林授权”的精神和规定。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内要将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5.2%，而对发展中国家未规定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就减排途径提出了3种灵活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JI)和排放贸易(ET)。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努力，目前共有129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政府于2002年正式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三)巴厘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全球各地的政府——其中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致同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的意义在于巩固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国际法地位，为下一步的国际气候谈判确定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巴厘路线图”包括《巴厘岛行动计划》(BAP)，其中列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新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在2009年以前完成。这一路线图也包括了《京都议定书》下目前的谈判和2009年完成的目标，此部分将重点放在工业化国家进一步量化的减排承诺，以及针对关于技术、适应和减少毁林所引起的排放等关键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谈判。
(四)哥本哈根会议
随着2012年的迫近，后京都谈判面临严峻的挑战。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主要原因是时间非常紧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一再呼吁，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最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采取行动越晚，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从历史经验看，《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自1995年启动，到1997年签署，再到2005年生效，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而后京都谈判2005年才正式启动，为了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衔接，避免国际气候制度出现“真空”，新的国际气候协定必须要在2013年生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多个场合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在2009年时达成一致，并使之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生效”。2009年作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然而，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其谈判的焦点在于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的全球中长期目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摊，尤其是几大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
各方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基本立场
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备受各方广泛接受的《京都议定书》2012年行将到期，关于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准则，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为这个准则寻求各种可行的蓝本。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环境、经济和政治的混合体。其中，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更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外交的一个缩影。
在应对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减排方案的设计上，以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及目的，都做出了各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
(一)欧盟的立场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直以最积极的态度突出于其他国家和集团，强调自己在保护全球环境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其国际表态、宣言和计划上，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没有刻意地减排温室气体，但由于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欧盟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唯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集团。欧盟国家在公约内外，利用各种平台(如8国集团首脑会议、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等)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7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计划，从而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动则将目标提高至30%，到2050年希望减排60%~80%。
(二)日本的立场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和倡导国，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注重与国家能源战略的协同效应。日本由于国内能源资源匮乏，因而一直重视能源的多样化，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并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低热能等方面的研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将充分利用能源和环境的高新技术，引领全球并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
在发达国家貌似公平合作的减排方案下，掩盖着巨大的阴谋与野心。他们试图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为目前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大旗下，要求一切国家共同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并以此否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发展机制”，代之以新的能源政策或者其他政策作为新机制。另外主张以市场的方式将他们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无偿或者低价援助发展中国家，也反对无偿的资金援助。其目的不仅是不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以各种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
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长期稳定目标、时间框架和以国家为排放单位的计算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首先，发达国家并未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其次，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迫切现实。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已成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分歧，促进气候制度向更公平有效的方向发展，将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围绕这一主题，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也必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
(三)美国的立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较上届政府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对内通过推动相关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对外以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同时拉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承担类似的减排责任。美国注重从国家战略安全高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将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统筹考虑，在国内将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重要动力之一，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但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减排将降低美国的竞争力，虽然目前对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态度积极，但近期不太可能确定激进的国内中长期减排目标，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将是渐进的。
主要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法进展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基本法律框架和原则，而《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的是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这些都仅仅是停留在国际法的领域。而在各国国内法领域，都需要在公约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法律应对体系，使得公约的执行真正落在实处。
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依靠国际条约的约束，更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在分析并借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本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从而“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实现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目标。
当前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主要国家相关战略调整，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展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英国气候政策体系比较完整
英国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制定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国内气候政策体系。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作为负责气候政策的主要部门，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推出“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自2007年起，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和报告气候变化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
英国还是世界上首个制订法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于2008年11月26日正式获得议会批准。这项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2020年在1990年排放基础上减排26％；2050年至少减排80％。此外，英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政策措施，旨在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德国气候立法走在前列
作为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推手，德国在气候变化战略、立法和政策制定上也走在世界前列。
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德国于2002年开始着手排放权交易的准备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对所有企业的排放情况进行了登记并发放排放许可，若企业排放超过额定量，就必须通过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量，否则就要缴纳高额罚款。
德国还规定新车要标注能源效率信息，并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纳入标注范围。
德国政府还计划制定关于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法律框架，一方面向欧盟递交建议书，推动在欧盟层面上制定CCS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二氧化碳分离、运输和封存的法律框架，以德国环境法规来保障发展CCS技术的措施并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等。
美国新政府大打气候牌
总体上，美国国会有关气候变化的提案基本采取了减排目标和排放贸易体系的思路，在2030年之前的近期目标较为宽松，远期目标分歧较大。
在联邦政府层面，奥巴马政府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将气候变化作为执政重点之一。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向国际社会做出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
但这项法案也包括一些“公平竞争保护条款”，授权政府对来自未采取类似措施国家的产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
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以立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而且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履行《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于2007年6月4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核能、土地利用和森林保护及技术开发等方面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其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则是保证以上计划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城乡规划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大气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未来可能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表明了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对公约执行的决心，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以立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全面规范从资源输入到废物排放的全过程，将主体从企业扩大到社会；能源作为输入端，通过《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来规范，分别从改变原来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两方面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污染防治法》则是输出端的立法，防治生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规定了防治大气污染的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也是中国根据国际环境立法趋势而制定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法律。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实施效果
这些法律明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气候变化监测、评估、水资源保护利用、农牧业建设、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建设、气候可行性论证等等，提高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衍生灾害的防范能力。明确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和措施，规范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产业布局、节能减排、农牧区能源建设、减少废物排放、循环经济、建筑节能方面的职责和义务。
正确看待气候问题以法律手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中国应通过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确保国家合理的发展空间，争取有利的发展条件。
气候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
目前，围绕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各方争相旗帜鲜明，求主动，谋主导，利益交织，矛盾交错，斗争尖锐，形势复杂多变，但气候变化基本格局和实质并未发生改变，透过这些复杂的形势变幻，我们不难看出问题实质，即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的发展空间之争、经济利益之争和未来竞争力之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容混淆
发达国家方面，千方百计逃避自身责任，试图将谈判引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强调发展中大国减排是其突出的表现。欧盟希望继续推进谈判，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巩固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但不愿在没有美国和发展中大国参与的情况下独立承担减排义务，目标仍是大力推动美国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
日、澳、加等国不愿按照议定书模式继续减排，企图重新制定一项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尽管新任的奥巴马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较布什政府积极，但美立场未有根本改变，试图重新界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经济大国”或“排放大国”概念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最近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向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贸易挂钩，其核心仍是迫使中、印等发展中大国采取减排行动。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少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业，也是所有国家各自发展的需要，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发展水平、发展阶段、能力大小和贡献方式，以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中国反对任何将气候变化与经济挂钩等方式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的行为。
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从中长期国家战略来看，无论从资源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还是基于国家发展理念和全球合作战略，中国未来20年的低碳转型对于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制度保障。因此，中国需要逐步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动权，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坚持《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和框架，坚持落实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合作的基础。
二是逐步制定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
结合已有的相关法律，逐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气候变化应对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很多属于国家法律规范的内容，需要法律规范才能产生实际效应。目前，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有关领域的政策措施已经有所规范，加强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并注重法律的实施情况监督。
加强行政法规和部门法规的制定，保障气候变化相关法律配套实施。在气候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和强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促进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形成，为气候谈判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维护国家发展权益，奠定良好的基础。
积极鼓励地方在气候变化应对体系、机制上进行创新和探索。根据各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地方法规政策，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为国家层面的研究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提供实践基础。
摘要：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21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考验，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遏止气候变暖，改善地球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每个国家都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关键词： 气候，责任，环境，措施
1. 引言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过分索取，不可避免的引发一系列的化境危机：人口快速膨胀，耕地急剧减少，水陆全面污染，资源成倍损耗，全球气候异常，生态失调，臭氧屏障趋薄，海水逐年升高，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造成我们的生存环境拥挤与不协调，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
2.当今世界气候的问题
2.1、全球变暖与城市“热岛”
全球变暖会引起世界各地区降水与干湿状况的变化，进而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纬度地区将会因气候变暖使蒸发强烈而变得干旱，现在农业发达的地区将退化成草原；高纬度地区则会因变暖而增加降水，温带作物将可以在此安家。但就全球来看，气候变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得到好处的仅是局部某些地区。
2.2、物种迅速灭绝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人们乱伐森林、滥垦草原，以及环境污染，造成了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或生长地的丧失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再加上人们滥捕滥猎野生动物，使世界上许多种野生动植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据资料表明，目前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比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
2.3、世界水资源严重不足
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用水量不断增加，加上水污染日益严重，使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遭到破坏。目前世界上60%的地区面临供水不足，已有20%的人口难以得到清洁水，50%的人口无法得到卫生用水。许多国家用水紧张，近年来美国、日本及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连淡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俄罗斯与加拿大，有些地区也受到缺水的威胁。非洲的一些国家连年干旱，缺水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存。有人预计，水危机将成为21世纪城市里“最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
2.4、环境问题的全球性
环境问题不仅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目前已经发展成全球性的问题了。一个地区发生环境问题，影响的范围往往会大大超过该地区。例如，酸雨随着大气的运动，能影响到很远的地区；国际性河流上游被污染，将使河流全流域遭受影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废气、废水甚至固体废弃物都可以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有些环境问题甚至影响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例如，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的破坏，会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大气中CO2浓度的升高和臭氧层的破坏，更是威胁着全人类。
3.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而且关乎政治和经济问题。
围绕这次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表现空前团结。很显然，不能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是“无限制排放”的时代。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的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相比1990年至少减排40%，这是绝对量的下降。
另外，发达国家不附加条件地明确2020年前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新协议的关键。否则，国际社会就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也不会相信发达国家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从目前看，众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但往往都带有附加条件，有试图回避或“转嫁”减排目标的嫌疑，这为实质性成果的达成埋下了阴影。目前来看，延续《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然是两大阵营对话的基石。而在自愿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若各自作出减排承诺，将部分解决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发达国家在支持本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通过设置技术、标准壁垒，通过主导国际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迫使发展中国家以高昂代价进口其技术设备，用新一轮的国际规则，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4. 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首先，不论是对历史排放量和当前排放量而言，发达国家无疑是占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消减同样的二氧化碳排放百分比，发达国家减排的温室气体数量要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其次，在温室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碳排放，充其量是加速了温室效应的进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不改变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即使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永远停留在前工业化时期，全球温室效应也得不到解决。
第三，工业化国家的高额碳排放很大一部分属于奢侈性消费，比如空调、汽车、航空的过度使用，不仅不能改善生活质量而是恰恰相反，因此工业化国家的适度减排，不会造成国民福利的下降；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民的碳排放尚属于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果这种排放都加以限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像中印等大国，虽然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技术，和下层群众改善生活水平的迫切需求，温室气体排放0增长也是无法接受的。
4.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首先，实施了节能减排重大举措。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以温总理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并进行了全国性动员和部署。经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污染减排工作成效开始显现。中国在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第二，中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通过完善产业政策，从节约、环保等方面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行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特别是加大了钢铁、水泥、电力、造纸等13个行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从源头上遏制了污染排放势头。
第三，中国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建设了一大批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加快了燃煤火电机组脱硫设施建设，2006年和2007年全国新增脱硫机组2亿千瓦左右。五年来还累计安排退耕还林1.4亿亩，退牧还草4.4亿亩。这些大规模的环境工程建设，使一些地区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
第四，继续完善节能环保经济政策。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节约环保的投入力度，调整了矿产品的资源税，提高了原油、成品油价格，实行了限制高耗能企业发展、鼓励电厂脱硫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完善了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起治污设施市场化运营机制，对防治环境污染起到了较好的杠杆调节作用。
第五，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过去的26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64.5%%，造林护林规模不断扩大，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不久，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推进完成降低能耗、增加可再生能源、提高森林覆盖率、发展低碳经济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解决自身的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一项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中国政府和人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正在为之不懈努力和奋斗。
5.结论：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影响中国的气候变化，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必须把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用国际眼光来看待。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起责任。
参考文献
1．《环境社会学》 [M] 李友梅 刘春燕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2月第一版
2．《走向绿色文明》[M] 郭艳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3．《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经济人范式的演进》[J] 苏海燕 《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五期。
多个国家改由风力及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发电
哈哈哈，哥看到你们，个惨无人道地笑啦。
估计在这里回答的都是佛大的，就不知道是1班还是2班咯。大家心照不宣！改天出来见个面！
标签：气候变化,责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