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对筠子自杀行为的解释，对筠子我负我该负的责任，高晓松给媒体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现在是午夜3点，媒体整天的轰炸、追问刚刚结束，网上对我的臭骂意兴正浓。一些网站的投票显示: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罪犯。
筠子母亲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我已向她表示过不再说什么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天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没有《长江日报》那篇误把高枫当成我的引起众怒的报道，事情也不会演变成这样。
我在对那篇报道(说我否认和筠子有关系)的澄清中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导致了筠子母亲的愤怒(老人家甚至一直不相信那是一篇误报)，我很理解她的心情，我写这篇言语不是为了回应筠子母亲的公开信，而是我实在受不了媒体的狂轰滥炸，既然不回答媒体的问题就是承认我是罪犯，回答又言多必失，而且有个别媒体的恶意会歪曲我电话里的话，导致筠子母亲的怀疑，还不如这样白纸黑字一并回答，省去了整天的电话口舌与心力。
关于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筠子母亲的公开信里所说的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全部属实。
我在此之前也从未否认过。
筠子去世前几个月为唱片做宣传时，就对数家媒体谈过与我从前的感情生活，说从前因为她觉得我不成熟不拘小节，所以不愿为我付出一切，最终两个人选择了分手(筠子原话)，那时我就未否认过。
我和筠子正大光明在一起，正大光明地分手，当时我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其他女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否认呢?分手之后到现在一年多了，除了最初一段继续帮助她的歌唱事业外，后来就再没什么联系。
我后来结婚成家了，她也有了新的男朋友，是我们圈里一位优秀的摇滚歌手。
我当时想她有了京文公司的力捧，又有优秀的音乐人男友，音乐道路上没什么问题了，加之我已成婚，便从未主动打过一个电话。今年以来只接过一次她的电话，几个月前，很平静说了说工作，说她和新男友很好。我当时想我和她之间就像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曾经好过，又各自走上自己的生活道路。我既不是筠子的第一个男朋友，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大家坚持认为筠子是为我而死，我是一个罪人，我在这里向筠子母亲和大家致以深深的歉意。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和筠子分手，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和感情骗子，我绝不接受。我的父母和筠子的父母都离过婚，说明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与流氓和骗子无关。
关于筠子的歌唱事业筠子母亲的公开信中关于“我把筠子卖了，拿了15万去美国”一说与事实有出入，但我丝毫不怪筠子母亲，她确实不了解唱片业的情况，因这关系到我的职业道德，在此略加说明。
筠子原本是自费歌手，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唱片业不景气，盗版横行，唱片公司这两年极少签约新歌手，大量歌手为了自己的梦想忍痛自己出钱录音。但我认为她唱得不错，便让她放弃做自费歌手，由我来写歌、制作，推荐她做公费歌手(唱片公司出资)。
我想大家如果对我没有极大偏见的话，都会认为这件事对筠子是个帮助，当然筠子和她母亲也是这么认为。因唱片业不景气，我跑遍了北京的所有大唱片公司，尽了最大的努力(圈内无数人知道那时我的辛苦)。
最后，星碟公司出资15万元，帮她录了现在大家听到的专辑。在此我非常感谢星碟的老板王小京。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她自己的原因)，我又推荐她去了京文唱片公司。因她是带着整张录好的唱片签约京文的，所以京文公司付了15万唱片制作费，由我转交王小京。
好在大部分是支票，入账有据可查。我绝没也不可能私吞，除非我去美国永远不回来了。我只从王小京那拿了我写歌的词曲费，而且远低于为其他人写歌的酬金，因为王小京在这件事上也没挣钱。
朴树那首歌的酬金还是我自己给的。
筠子签约京文，我未从她身上挣过一分钱。我从前做的歌手签约时，我也从未要过一分钱，这一点与我合作过的每个歌手都能作证。我是写歌的，从不挣歌手的钱。说心里话，我看到筠子母亲的公开信说我把筠子卖了，心里非常难过。签约京文做公费歌手，是多少在北京挣扎的年轻歌手的理想，也是从前筠子的理想，我尽了最大努力帮她完成这个心愿，结论却是这样。
顺便说一句，我帮筠子签约京文不像公开信中说的”分手后的补偿条件”，这件事我们分手前就在做，只是延续到分手后才完成。
最重要的是，帮筠子发展歌唱事业不是我们在一起的交换条件，我不是50岁的老头，在我28岁那一年还不需要这样卑鄙。
我是觉得她唱得不错，诚心诚意帮她。我负我应负的责任筠子去世了，如果一定要有人站出来为这件事负责，我愿负我应负的道义责任。实际上，我现在这样被谴责就是在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我坚持我没做错什么。但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因为做错了事才成为伤害与被伤害者?我理解筠子母亲的伤痛心情，我丝毫没有怪她的意思。她是这件事最受伤害的人，还有筠子的家人、朋友、唱片公司。当然，如果大家还能相信我的话，受伤害的还有我和我妻子。我们在为年轻、鲁莽和不知从哪儿搏来的名利付出代价。其他的人呢，媒体、看热闹的人和在网上骂完人舒舒服服去睡觉的人呢，你们都没有错，但没有错的人也有可能成为伤害者。也许有一天，也会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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