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玄奘西行，目的是为了学习佛法和取经。那么问题来了，玄奘西行一百年后的鉴真东渡，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向日本传播佛法和“输出”文化，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鉴真和尚东渡“鉴真前五次东渡，均以失败告终。”这句话说来轻巧。实际上，从被日本遣唐使普照和荣睿等人激发东渡的愿望后，鉴真就不断地在尝试。从扬州出海不行，就转战至福州。乃至，海风把他们可怜的船从福州吹到了海南，越走离日本越远。鉴真和尚六次东渡路线荣睿因为劳苦而离世，而鉴真最得力、最优秀的弟子祥彦也去世了，就连鉴真自己，也几乎失明。然而，他仍然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想法。等鉴真再次回到扬州，重新回到起点，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也就是说，在这10年的时间里，鉴真屡次尝试，终究没有成功，几乎每回都因为海路凶险。船在大海中漂流，能活下来已是万幸。鉴真在与大自然抗衡的10年里，大约只有苦笑。到753年，日本派过来的遣唐使已经到了第十批。等使者藤原清河返航，他的船终于载上了鉴真，正是这趟船，成功到达了日本。鉴真和尚三亚登陆处群雕鉴真孜孜不倦地东渡日本，除了本人弘扬佛法的意愿外，与当时唐朝的社会文明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唐朝强盛、开放的文明，就像暗夜里的发光体，周围的落后文明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想去发光地看看。当时，全面落后的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一拨一拨的遣唐使进入中国。天文、地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他们的学习范围之内，当然也包括佛学。唐朝放开怀抱迎接各国使者，正是反映出他的大国自信和优越感。大唐盛世史学家普遍认为，佛教层面，中国就是日本的母国。玄奘西行回国整整100年后，鉴真才开始他的第一次东渡计划。那个时候，唐朝比100年前更自信。佛教徒也有理由认为自己所在的国家正处在佛学界的中心地位。大约正是抱着这种佛学无国界以及传教的思想，当日本遣唐使向鉴真发出东渡邀请，鉴真也下了这个决心。唐朝盛世那种各国“知识分子”云集的气氛，令人想到20世纪初的巴黎，或者现代之美国，宛若“黄金时代”。大唐盛世景象生活在繁华都城里自然是优渥的，一旦出行，交通仍然是巨大的问题。长途旅行，不只艰辛，还意味着需要冒生命危险。所以，在漫长跋涉、九死一生的文化交流中，走出去的总是信仰虔诚、甘愿冒险的僧人。鉴真最为典型。哪怕一路都有人庇护，有官员将他奉为神明，钱财船只用品一概不在话下，也曾总是缺少一点“天时”，风浪里漂泊，无法靠岸。在鉴真无法抵达的10年间，他写了两首诗明志，其中一句结合他后来的凶险旅程来看，不免感慨：如论惜命短，何得满长祇。鉴真东渡现在我们还存在着一定误区，认为“穷得没饭吃才被送去寺庙当和尚”，但是在唐朝，想成为正式僧人，过程繁复，最终被国家官方认可，至少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鉴真一到日本，就在日本的要求下，对流传在当地的佛经进行了校对。他双目无法阅读，只靠听人逐字诵读来指出其中的错漏。除了这些细微工作，鉴真真正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天皇建立起受戒仪式。鉴真到达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寺庙的宣誓都是僧侣在佛像前“自我认定”，不是由受戒师完成。换句话说，那时日本的僧侣系统极为混乱，训练、受教、受戒等过程，都没有严格的规范。鉴真说服了日本天皇，在他初到奈良住的东大寺，设立戒坛。他在这里为几位皇室成员及400多名沙弥受戒。还有原先受过旧戒的80名僧人，也愿意再重新受戒。同时，鉴真还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自此，日本受戒传律的规则就被鉴真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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