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媒体相继报道“死亡税率”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死亡税率——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归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 学者指责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然而也有学者声称这是“夸大”、“误导公众”，究竟怎么回事儿？据《新京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很多人称“曹德旺也要跑了”。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此事引发了关于中国税负水平是否过高的争论，有学者指责高税负是逼走中国制造企业的真正原因。然而也有学者声称这是“夸大”、“误导公众”，究竟怎么回事儿？争论一：中国税负是不是“死亡税率”？正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李炜光年初带队在4城调研企业税负情况。反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7%的增长。争论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不高？正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反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 %，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李教授认为，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争论三：中国的税负比美国重么？正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反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争论四：税制不同导致中国税率显得高？正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认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反方：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表示，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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