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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谈起大学，人们便会说起大学里的“大楼”与“大师”。蒋南翔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引用了原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后来不知道被人们引用了多少遍。但即便是清华大学，对大楼也还是相当重视的。曾昭奋在2001年9期的《读书》上撰文说，清华大学的教学主楼原拟采用中国传统民族风格，可是1957年11月1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参观了刚在两年前落成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并在楼中接见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著名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语出于此），有人问他对这座大楼喜欢与否，他说中国将来也会有这种大楼的，于是清华大学主楼的设计方案改成了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尖塔。由于三年灾害，清华主楼的层数和高度都不及“老大哥”的一半。现在国家富裕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个大学校园里都盖起了一幢幢新楼。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的建筑总面积是70多万平方米，一万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已经是一座大型建筑，70多万平方米意味着这样规模的大楼要建70多座，这是一个怎样惊人的数字！
校园里当然要有大楼，但大学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存在。英国数学家兼教育家A·N·怀特海说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这也就是说，大学里里不能没有大楼，但在大学的大楼里发生的知识传授，应该是富有精神感染力和想象力的，否则大学与其他单位便失去了区别。有鉴于此，我从事教学管理的同时，特别注重学校的文化建设。大学里的楼房与其他地方的建筑物不一样，它们本身负有承传文化的使命，是一所学校学风、教风、学术传统的物质载体。如果在校园里营造出一种庄严厚重的文化氛围，使同学在接受知识时意识到自己处在这种氛围的包裹之中，他们的思维会更加积极更有活力。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学习过的人都有体会，那些校园里有年头的建筑物，甚至连路边某位名教授坐过的石头都有育人功能，知识的增长与文化的熏染总是同时发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林珲教授和我讨论过“集体记忆”，大学校园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我们有责任留住和延续这种“集体记忆”，并让这种记忆变成一种促进教学与研究的推动力，让它参预我们的教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文化建设比物质建设更为重要。最近江西师范大学组织干部教师赴湖南考察取经，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便是以工科见长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领导，在介绍中也是从长达千年的岳麓书院传统谈起，从《易经》、《论语》等古代典籍中的精神传统谈起，这就使他们学校的文化内涵显得绵长厚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山湖校区内一批新楼陆续建成，校园修葺一新，我在2002年9月6日的《江西日报》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老树逢春更著花》，歌颂了如诗似画的师大校园（该文后获“高教杯”征文比赛一等奖）。2003年9月，万众瞩目的瑶湖校区一期工程竣工，我在 10月17日的《江西日报》上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报告文学《弦歌声起瑶湖畔──江西师范大学新校区礼赞》，许多人读了这篇文章后第二天就去瑶湖校区参观。人们称这两篇大版文章为学校做了两次大广告。有朋友对我说：师大招生连年“跑火”，有你的一份功劳。2003年12月25日，《江西日报》用将近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新版赣剧〈牡丹亭〉──杜丽娘新世纪里最美的还魂》，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师大推出《牡丹亭》的目的与意义，并对瑶湖校区正在建设的“梦剧场”作了重点介绍。2004年1月我参加《江西日报》文体部组织的重点作家座谈会，主持者说该报2003年一共出了5篇大文章，其中有两篇写的是江西师大。我生下来就是师大子女（我父亲当时在老南昌大学任教），对学校的情况和发展了如指掌，由我来写师大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但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糅入了我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在叙述时不忘拈出事物背后的文化内蕴。与其说我写的是学校，不如说我写的是学校的文化，只有这种文化才代表一个学校的真正面貌。“春色满园花似锦，黄鹂只拣好枝啼”，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我是按照一个学校“应该有的样子”来写。我相信我的理念会对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而这种影响最终又会作用到校园实际面貌的变化上来。
伴随着瑶湖校区的投入使用，它的路桥建筑命名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数字化校园”这个词最近使用的频率非常高，有些人可能误会了这个词的意思，以为它说的是将校园里的一切都作数字化处理。我参观过教育部确立为全国样板的某高校新校区，那里面的一切可谓美轮美奂，美中不足的是人文气息过于淡薄。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用字母加数字命名（如J2代表第二教学楼，B3代表第三办公楼），道路与桥梁也是一色的“三号桥”、“四号路”之类。这样来描述校园里的活动似乎是相当方便了──“Z教授到B3楼（第三办公楼）领了课表，经过三号桥四号路五号广场，走进J2楼304教室，为CH2002A班上课”。负责排课的教务干事可能喜欢这种模式，但这种机械表述绝对会造成师生精神活动与想象力的枯竭。在瑶湖校区征名活动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支持了以历届校址为校门之名的方案，并对方案提出了修正意见。经过颇为艰苦的耐心宣传与说服，教职工代表与教代会主席团先后同意了这个方案，学校党委也最终予以批准。至此，环绕瑶湖校区的护校河终于成了一条流淌着集体记忆的河流，因为它上面的七座桥（门）被赋予了标志学校传统的历史名称。 “海会”、“杏岭”、“龙岭”、“长胜”、“望城”、“青蓝”、“正大”这七个名字，勾勒了一条学校发展壮大的生动轨迹，而这条轨迹又与民族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在这些名称的今后使用过程中，校史与传统将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同学心灵。纲举则目张，七门之名既立，与它对应的路桥广场等也就有了相应的名称，如正大门带出了正大桥、正大源、正大广场等。原先我以为命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进入实际操作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它是一项名符其实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这桩百年大计，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经过一番“为伊消得人憔悴”，上述七个名称被巧妙地安放到即符合逻辑又恰如其义的位置，并被赋予了多重内涵。具体来说，“海会门”指学校的创立缘起于海会寺附近的一场谈话，又代表该门紧挨浩瀚无垠的瑶湖（湖亦称海，如中南海）；“杏岭门”表示学校的肇基之地，“杏”字本身又与教育相关，“青蓝”、“长胜”等也都含有劝学上进、不懈进取之义；“望城门”既指抗战胜利后学校暂驻之地望城岗，该门本身又处在西望南昌的位置；“正大门”既是学校的正大门，“正大”二字又是学校前身中正大学的简称。有意思的是，由于地处滨湖平原，瑶湖校区有水无山，而“杏岭门”与“龙岭门”正好在字面上为校区北面添了两座山岭，无意中“弥补”了这一不足。
事有凑巧，就在瑶湖校区征名活动行将结束之际，我接到南昌市地名委员会的邀请，要我出席南昌地区新开道路广场命名座谈会。尽管当时公务繁忙，我仍设法抽身前往，因为这项文化建设关乎花园城市的对外形象，属于我一直从事的弘扬赣文化工作范畴，我不能不去稍尽“匹夫之责”。我在会上谈了命名的三条原则。一、地名应当有规范成系统，同一地区的地名应当构成相对统一的系列。这里不能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否则人各有好，合在一起岂不成了杂烩？二、地名应当具备一定文化内涵，要做到意蕴丰富、饶有韵味，这样方能显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过去的“扁担巷”、“筷子巷”、“烟筒巷”之类可以休矣。三、地名是“集体记忆”的符号，地名往往是因古而雅，因久而重，因此最好少来点“与时俱进”，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不要轻易进入地名。除此之外我还谈到，江西是水资源大省，在水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江西的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些临水新区的道路不妨多命以江河湖泊之名。我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与会专家绝大多数主张将通往瑶湖校区的东西向大道（原称瑶湖大道）命名为紫阳大道，将瑶湖校区西边的南北向大道命名为天祥大道，这样一来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就被江西的两位名人围在当中。朱熹（号紫阳）与文天祥，一位是继往开来的教育家，一位是名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他们合起来体现了赣文化“文节俱高”的特征，昌东高校新园区内有了这样两条道路，文化品位将会获得极大提升！也有个别专家担心紫阳大道之名难以通过，我说朱熹故乡早有紫阳镇，紫阳大道位于昌东方向，有紫气东来、紫阳高照的寓意，这个名字对南昌市来说十分吉祥。当年文天祥被钦点状元，他的名字（文天祥字国瑞）起了一定作用，我们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但命名时尽量采用吉祥之字总不为错。
大学的文化建设不只是命名。瑶湖校区原有一座造型为八根方柱的建筑，在校门命名的启示下，我提议将这座建筑作为校址纪念碑，并与赵明一道为其撰写了纪念碑铭文。第一根方柱的铭文以“壮丽历程”为题，概述江西师大历届校址的变迁；其余七根方柱的铭文分别叙述与各时期校址相关的事件，题目依次为“白鹿开先”、“杏岭肇基”、“南赣砺志”、“望城凯旋”、“青蓝更始”、“拿山行返”和“瑶湖弦歌”。八根方柱的铭文合起来就是一部简明校史。在写定铭文的那些日子里，我按捺不住激动不安的心情，手中之笔似有千斤之重。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浸透了“三不朽”精神，不能立德立功时便要立言，而立言中又以修史最为重要。孔子平时为文并不专断，但修《春秋》时却不容他人置喙，因为即便一字一词之笔削也凝聚着他的价值判断。后人对孔子作《春秋》的诸多议论，我于此时方有深切的体悟。我们学不来孔子的“春秋笔法”，但懂得李世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因此铭文中虽主要记述前人荜路蓝缕之功，着眼点却在激励今人奋发进取不断创新。校址纪念碑位于正大广场中央，是瑶湖校区的画龙点睛之处，客人来校必先来此参观，广大同学亦将经常来此留连，这是一个进行“知我师大，爱我师大”教育的重要所在。我为自己亲身参预了这一千秋工程而兴奋不已。著名诗人公刘是我校校友，他在诗中说：“假如我要死去/我的每一滴血/都将渗透到地下/鲜血和诗歌一样/能营养我们的国家。”现在的时代还不需要我们抛头颅洒鲜血，但能够用笔墨来“营养”自己的校园，亦为学人的极大荣幸。
不管我们怎样努力去增添文化气息，瑶湖校区总是一个崭新的校区，为了让今日的师生“看到”历史，实实在在地感受和“接触”传统，我们还将原中正大学总办公厅那幢房子的砖瓦梁石从杏岭运来瑶湖，以建造一座纪念首任校长胡先骕（步曾）的“步公园”。岁月无痕，中正大学在杏岭的遗踪已难寻觅，只有当年乡绅“刘百万”捐给财务处办公的那幢房子还保留完好。游海校长要我设法将其整体搬来瑶湖，但地方上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就在谈判陷于僵局之际，杏岭小学的刘校长提起原总办公厅的砖瓦梁石包括办公桌椅都在该校保存，于是大家的眼睛一亮，思路立刻转到现在这个方案上来。胡先骕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他与郑万钧一道发现了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为此步公园四周将种上一圈水杉，以纪念他的科学贡献；胡先骕同时又是中国第一部科普文艺作品《水杉歌》的作者，陈毅元帅对这首诗评价甚高，“步公园”室内墙壁上将镌刻《水杉歌》，以纪念他的文学成就。胡先骕代表了我国学术界的优良传统，他在科学与文艺上的成就都斐然可观。胡适等推行白话文运动时，胡先骕是反对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反对的用意在于提醒人们不能随意丢弃民族文化传统，这个观点现在看来还是有意义的。他的西学功底其实比新派人物更为扎实，据说他曾向胡适叫板，比一比谁读过的英文小说更多。胡先骕还说过“人是惟一有下巴骨的动物”，他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炼就了一副宁折不弯的铮铮硬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李森科及其门徒提出了一种物种形成的新见解，说什么黑麦可以产生雀麦、作物可以产生杂草，胡先骕著书对这种荒谬学说进行驳斥，指出这种伪科学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有政治力量支持，结果被扣上“诬蔑苏联”的帽子，他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全部被销毁。后来周恩来总理指令要向胡先骕承认错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受命向他道歉，并邀请他出席贯彻“百家争鸣”精神的遗传学座谈会。
现在各个学校都在喊素质教育的口号，我们的老校长早就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胡先骕身上凝聚着我们学校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品格，这就是海纳百川式的知识结构与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胡先骕就是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巨人。用多才多艺与坚持真理还不足以概括胡先骕，他身上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抗战时以身殉国的姚名达（显微）烈士一脉相通。胡先骕于抗战烽火中出任中正大学校长，他在给学生作报告时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是我在哈佛时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如我，因此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我们的学校出了胡先骕这样的爱国校长，出了姚名达这样的爱国教授，这是我们全校师生的荣幸。今天的莘莘学子仍要弘扬他们身上的爱国志气，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勤奋读书。学校目前正在讨论什么是“师大精神”，爱国主义无疑就是“师大精神”的核心，而“海纳百川”与“求真务实”则体现了我们学校最宝贵的学风，我们在拟定新校训时不妨将这一内容考虑进去。
配合“步公园”的建设，我们还在其旁堆建了一座“小杏岭”。校团委为此发起了“汇聚家乡热土，兴我美好校园”活动，号召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寒假回家时带来家乡的一捧泥土，同学们在这项活动中焕发出了很高的爱国主义热情。2004年2月20日下午在瑶湖校区举行了“小杏岭”奠基仪式，“小杏岭”上首先洒下师生代表专程从泰和县杏岭取来的土，然后栽下一棵杏岭移来的水杉，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和全省近百个县市的同学依次在树边倾下自己的家乡泥土。这样一来，校园与祖国的五湖四海、三山五岳联为一体，这有利于培育起同学们“身在校园、心怀天下”的意识，养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取土和洒土也使同学们的家园和校园紧密相联，这项活动旨在使他们爱家乡一样热爱自己的学校。我们还准备从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取土，以使“小杏岭”接通华夏文化之源。杏岭是江西省高等教育的源头，是最早举办综合性大学的地方，取土仪式象征我省高等教育薪火承传不绝如缕，从此“小杏岭”便是学校文脉之所在，灵气之所存。“小杏岭”不仅垫高了瑶湖校区的地面，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学校的文化品位，增厚了新校区的人文底蕴。前不久中正大学台湾校友会会长罗炳荪女士率团来校访问，我说起学校过去在老校区为姚名达烈士建了一亭一湖（显微亭与显微湖），现在准备在新校区为胡先骕校长建一园一山（“步公园”与“小杏岭”），老前辈们闻听此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场便向我索要有关资料。英国伦敦大学的官员麦克唐纳来校商谈合作事宜，国际交流处安排他看了省内一些名胜，临行前我领他看瑶湖校区，那三千亩广阔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变化，给来自岛国的客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他表现出来的激动与喜悦似乎比我们一些同胞还有过之：“前两天我看到的只是你们的过去，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在为瑶湖校区的文化建设殚精竭虑之时，我们也不忘发掘青山湖校区的文化内涵。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然而有些人并不是因为善忘，而是对老校区的历史懵无所知。其实饱受日寇轰炸的老校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所在。为了铭记国恨家仇，我提出在老校区的楼宇旁树立标牌，写上纪念性的说明文字。学校从望城岗迁来此地之前，这里原先是南昌中意飞机修造厂，现在学校的几幢主要建筑，如被称为“红楼”的校行政办公楼、大礼堂、老美术楼，都是利用当年飞机修造厂的指挥塔楼、飞机库、厂房等改建而成，被称为“红场”的青年文化广场则是过去的大棚车间，它之得名是因为地面上那坚固平整的红色水泥地面。日寇侵华时南昌为战略要地，敌人视这家飞机修造厂为眼中钉肉中刺，曾经多次对这儿实施狂轰烂炸。以我现在天天在里面办公的“红楼”为例，当年它被一颗日本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然而天佑华夏，炸弹洞穿四层水泥楼板后直入地下室爆炸，竟未造成严重损害，塔楼依旧巍然屹立。当年中国领导人曾经登上过这座指挥塔，观看我方战机与日机在长空展开激战。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大礼堂与“红楼”旁边的青蓝湖原为日寇轰炸后留下的弹坑，后来因坑砌岸修筑成湖，但也有人嘲笑这一说法，认为这一带原本就有湖。我认为此湖不可能是天然的，即使此地原先有湖，机场方面也会将其填平，谁都知道机场跑道旁不允许有坑洼不平的地面，遑论如此之深的一口池塘。更何况这口池塘就在飞机库与塔楼旁边，显然这是未命中塔楼或飞机库的日寇炸弹所致。我还特地查了资料，日寇当年发动“浙赣战役”，其主要军事目的便是摧毁浙赣铁路沿线的机场，而老校区与铁路只有一墙之隔。50年代初学校迁来此地时，师生员工还从校园里清理出一些未爆炸的日寇炸弹。除了爱国主义教育外，青山湖校区还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人。“红场”上演出过一幕幕悲喜剧，或令人扼腕长叹，或令人欢欣鼓舞。文革中学校迁往井冈山，教学楼里人去楼空，一派悲凉气氛；拨乱返正后校园恢复生机，青蓝湖边重新响起琅琅书声。在过来人眼中，青山湖校区的楼台亭阁凝聚了多少回忆，处处都可触发历史镜头的“闪回”。不要小看了这种故园之情，斑斓的历史使默默无语的教学大楼显得深沉厚重，为我们的校园平添了不少精神“附加值”。我们应当充分调动老校区的历史文化内涵，用各种方式向今日师生摊开学校的“集体记忆”，使学校的教书育人工作具有自己的特色。
最近我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因何存在？人们为什么要读大学？今天的年轻人缴纳如此昂贵的学费，并且投入更为宝贵的青春时光，他们到校园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提供的一个答案是：他们到这里来为的是接受大学里的文化熏陶，这种东西在大学之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可能走出校门不久就用不上了，但在大学里形成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却是毕业后终身拥有并且要用毕生时间去消化与吸收的精神财富。大学生应当在校园里树立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与社会抱负，形成追求真理的性格与批判意识，建立崇尚学术、兼容并蓄的价值标准。大学既然打开大门接受了这些年轻人，就有义务营造一种适合青年人成长的精神环境。文化熏陶像酿酒一样需要时间，需要课内课外相互配合，以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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