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的形体演变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360问答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的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根据考古证明，小屯村附近就是殷王朝的首都。经过八十年的不断挖掘，获得有文字的甲骨大约有乙换具补毫且绍突整已老十六七万片。在考古学家的长期研究中，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念处修毫那吸，据不完全统计，对三千五百多甲骨文字，已经考释出两千个左右。不认守落足让那满哪宽硫识的字多是人名、地名、族名等。
奴隶时代的衣赵落华般茶讨周自殷王朝是非常崇拜神的，每逢一事，总要问卜。比如出外田猎，设祭祈年，操戈征伐，风雨晦冥等都要问卜。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可商多外干命伤贵北知，甲骨文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过的龟甲和兽骨上的记录，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卜辞”。郭沫若同志的《殷契萃编》和《卜辞通纂》，就是研究甲骨卜辞的专著。
甲骨卜辞中所用的字是很有限的，有一些字可以肯定地说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有了的。可是因为在卜辞中没有用到它，所以它就至今没有问世。比如“民”这个字，在周朝初年的青铜器上曾多次见到，都是用一把锥子刺瞎一只眼睛的意思，所以“民”就代表上古的奴隶【青铜器上的“民”字：■(《盂鼎》)■(《克鼎》)■(《秦公簋》)】。但“民”字在甲骨文中却至今还没有发现。
甲骨文的特点，主要有三：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止”：■、■、■犯北(是脚的象形)
“牢”：依■、■、■(是圈牛羊的地方)
他承总直权服“车”：■，■、死独超企左须充著山■(是战车的象形)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也相当困难。
(总条握3)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师官操南尼茶政三究血实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另外，根据考古分析，在殷商之时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竹书和帛书。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册”字了，很像韦编的竹简的样子【甲骨文■(册)】，另外也还有“典”字了，很像两手袁感米须极轮留秋确捧着“册”的样子消求生针，所以后世称重要著作为“经典”【甲骨文■(典)】。那么为什么至今尚未见到殷朝的竹木简书呢？这是因为竹木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很可能早就腐朽了。
(二)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人称铜为“吉金”，故称袁主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较著名，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周代的文化比殷京办兵权纪围派系乱事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周人也不像殷人那样相信鬼神，所以甲骨卜辞也就让位于金文了。
金文，当然殷章氢井节给爱移立代末期也有，但毕竟很少，所以金文主要还是指周朝青铜铭文。周代不仅铭器的数量多，而且铭器上的字数也多。比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诵时的《令彝》有187个字；西周第三个帝王康王钊时的《大盂鼎》有291个字；西周第十二个帝王宣王靖时的《毛公鼎》有499个字。这样的洋洋大现在殷代是根本没有的。
在兵架服音棉底推语玉企西周的时代，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而对这种器皿，不容许诸侯大臣有铸造权。可是到了东周，诸侯称霸力方动从系随种资政，青铜器物可以任意铸造，而王室之器倒是几乎绝迹了。从字的形体上看，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到了战国的时候，南方吴、越、楚等国的文字还增加了不少类似鸟虫的装饰成分，这就是所谓“鸟虫书”、“缪篆”，比如“楚”字“王”字就是【缪篆■(楚)、■(王)】。
从内容上看，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记载这件器物为谁所有，有的记载战功、祭祀以及受王的赏赐等。
从形体上看，金文是承甲骨文而发展起来的。在笔画和结构上比甲骨文简单些，其特点主要有三：
(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
(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
(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射”字像弓箭形，第三种写法的后面还有一只手【“射”的各种写法：■■■】“虫”字像虫子弯曲形，第三种写法的上面还有两只眼【“虫”的各种写法：■■■】。
另外，在解放前的长沙地区还出土过帛书，是楚国墓葬品。令人气愤的是这件国宝在1946年被中华民族的败类卖给了美国人，后来藏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图书馆，至于简书、印玺文、陶文、货币文、兵器刻款等，解放后在长沙、信阳等地曾多次发现，不过多属于草率急就的文字，远不如钟鼎文那样工整。
(三)篆书。对于“篆书”这个名称，历来就有争论。郭沫若同志说：“篆者，掾也；掾者，官也。”（掾，音院，古代官署属员的统称。）这就是说，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
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石”(dàn担)是一百二十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一百二十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掾的“文书”叫做“篆书”。所以“篆书”是对“隶书”而言的。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两种：
(1)大篆——许慎说：“宣王太史籀(音宙)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叙》)班固也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汉书·艺文志》)这些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宣王是周朝的中兴之主，他在位的四十六年，作到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所以当时有对文字进行整理和统一的良好条件。
大篆的真迹就是“石鼓文”。唐初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个像鼓子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之为“石鼓文”。其内容是记载田猎之事，并且是用韵文写成的。从字形上看与殷周古文不同，而与小篆倒是很接近。比如是、庶、吾三个字，石鼓文的写法与小篆的写法相类似【石鼓文■(是)、■(庶)、■(吾)】。
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线条均匀而柔婉。2．结构比较整齐，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说文解字》根据残存的九篇大篆，收进了223个“籀文”(即大篆)，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大篆的重要材料。
(2)小篆——春秋战国时，各国的文字形体大不一样，这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有关，形成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叙》)这段话是说，秦统一了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成的。这些看法很有道理。但决不能说小篆是出于李斯一人之手，他很可能主持过文字的统一工作。大篆变为小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
(1)形变：
(皮)(柳)
大篆：■■
小篆：■■
(2)伪变：
(则)(饴)
大篆：■■
小篆：■■
(3)省变：
(车)(祟)
大篆：■■
小篆：■■
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说文解字》是典型的小篆体，线条规整，书写美观。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之罘(fú浮)刻石》、《峰山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是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这种草篆的特点是：笔势趋直，笔画趋简，书写方便，当时的帝王秦始皇却是鼓励人们写隶书的初成字——“草篆”。
隶书是由草篆演变而成，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为下杜人程邈所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肯定地说隶书是程邈所创，其实这都是一种传说，不可置信。程邈很可能是最初用草篆呈文而受到秦始皇奖励的“
二、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简化字是指原来结构复杂，笔画多，后来人们在运用中，人们对它进行了改造、简化，由此而产生的笔画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就是简化繁体字，取代繁体字的、笔画结构简单的汉字。繁体字就是笔画结构复杂，被简化字取代，现在在一般场合已经不使用的那些汉字。例如“据、惧、娄、郁、龟、灶、灭”是简化字，而与这些字相应的“据、惧、楼、郁、龟、灶、灭”是繁体字，这些繁体字今天在我们日常文字工作中已经被简化字取代，不再使用，是现代汉字规范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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